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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
镑亏是近代中国以外币为计价单位的债务在偿付过程中,由于制度性因素和人为操纵造成的亏损数额,庚子赔款镑亏是其中最多的一项。1902年—1935年,庚子赔款镑亏总额估算达7300余万海关两,1935年法币改革后庚子赔款镑亏渐趋消失。如此巨额且难以预期的庚子赔款镑亏,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清末银钱比价的升高和上海金融市场中银拆每月末的“周期性”波动,后受赔款偿付方式及货币体系的变化,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奉令西迁。至湖南芷江时,学生们因膳食经费的减少和自由支配权被剥夺,向学校当局表达了普遍不满。由于校方前期处置失当,这种不满很快演变成旨在驱除总务处主任吴挹峰,进而改革学校、刷新政治的全校性学潮。新任教育长陈果夫按照传统教育伦理和政党组织纪律的要求试图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却造成了代表政党意志的校方同学生之间的矛盾持续加剧,最终以学生离校、政校险些停办的结局...
三少帝时期的讲经制度与经学发展在《魏志》相关记载中有所体现。侍讲者有郑学、王学及王何新学三派,讲授所用经书以郑注与王注为主。由曹髦与博士的问对,可见经学渐重义理、以孔说质疑经典的演变,原因在于解经方式的困境与经典本身的矛盾。曹魏中后期经学转型的内在路径是郑王相争、王学之变及王何新学的破与立,历史动因是司马氏建立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需求。
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
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相角度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
全面抗战前,为了消灭中共革命武装力量,蒋介石意图通过民团的整编,达到在“剿匪”区省份扩张自身权力的目的。通过采取组建保安团队与整顿保安经费等措施,蒋介石在扩张自身的权力、强化省政府对民团的管理、实现保安经费由省统收统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建立并巩固个人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但纵观全面抗战前整个民团整编的过程,由于深受地方势力与技术性思维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蒋介石扩张自身权力的步...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
北洋政府颁行的教师养老金制度,是研究系同人改革中国教育的一种尝试,随着研究系退出政坛,这一制度也随之束之高阁。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推动教师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有二:其一,在于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职员待遇,以吸引全国政治、经济与教育人才向广州国民政府集中,与北洋政府在人才资源上进行制度性竞争。其二,争取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支持,以“协助革命的速成”。与此相对,北洋政府统治期内长期存在的教育问...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三种相关思潮的基础上,后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其中,那些根据现实发展而不拘一格地吸取他人长处,提出新的解释,作出新的决策,并尽可能付诸实践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种种原因导致他们的新思想在总体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其所引导的斗争实践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因年幼无法临朝听政,也不能与内阁阁臣等论定国是,为体现君威宸断,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创“早朝止许言事八件”的权宜之制,以待英宗成年后恢复“祖宗之旧”。然而,英宗长大后,三杨继卒,权宜之制渐成定制,促成中枢决策机制从太祖亲理政务、永宣内阁议政,转变为内阁票拟、内监代为批红、君主“垂拱而治”的“新祖制”。这既改变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又影响了明中后期皇权的表达...
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在多个领域相继开征印花税,但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均未涉及娱乐戏票入场券。1917年年初,为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兆印花税分处长和福建印花税分处长上呈财政部,认为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费品,亦应贴用印花,并建议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并通函各省市财政厅饬令所属各戏园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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