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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若思旧藏“清角”琴,曾经被认为是唐琴“清风”。经过比对研究后发现,“风”字应为“角”。“清角”琴龙池两侧满布周必大的长篇铭文,铭文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九霄环佩”琴、原宋内府藏“虞廷清韵”琴的题刻基本相同。“清角”琴的琴面与琴底漆面保存状态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有其修复的历史原因。
圆明园研究71期     清仁宗  圆明园  淳化轩       < 2024/4/16 雷速共建数据
通过剖析清仁宗吟咏圆明园淳化轩的诗歌,可知清仁宗对《重刻淳化阁帖》及淳化轩情有独钟。在皇子时代,他曾临摹《淳化阁帖》,登基之后多次吟诵淳化轩,表达仰慕父亲、渴望淳朴之风的心境,并立志努力治理国家。清仁宗所作淳化轩诗多次感叹社会风气浮薄,盼望“淳化”之风,甚至认为只要回归淳化之风,就能治理好国家。其实,当时清朝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非常复杂。只是纠正社会风气,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和化解严重的危机...
北京城里的王府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拓城开始,一共修造了多少王府宅第(包括公、侯、伯、子、男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实在难以考其确数。现在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大街,当年就曾是王府荟萃之地。个别的王府旧址,扩建成了清代王府。清代把王府建筑发展到了顶峰,清代封爵制度是封诸王,不设郡国,把诸王留在京城,赐建府邸,形成了封王设府的特点。清代时亲王、郡王的住宅,才能称为王府;贝勒以下的住宅称府。清...
2023年5月18日至10月8日,大英博物馆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又名《晚清百态》。据称,该展览系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大学贝克学院合作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项目的成果展示。该项目历经4年,名为“1796—1912年清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并得到其他14个国家百余位学者的配合。
古籍文献记载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重要的艺术、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古籍文献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最广泛的破坏是由书籍管理不当被虫害啃噬造成的,这种破坏是广泛的、不可逆的,是我们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就已经采用多种形式为书籍的防虫保护进行了不懈努力,而用含有防虫效果的染料对纸张进行染制和涂布是古籍防虫的重要保护措施之一。了解古籍...
如园位于长春园东南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成,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行大规模重修,是清代皇家园林以园仿园的重要实例,亦是圆明园中首座经过考古发掘的仿江南园林建筑景群。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史料梳理、园林写仿、如园营建史、与长春园的关系等内容上,鲜少涉及建筑复原层面。延清堂是嘉庆时期如园正殿,本文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样式雷图档和实地踏勘情况,深入分析遗存现状信息,对延清堂遗址进行...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
清中后期,山西灵石县静升村频繁遭受各类灾异侵袭。在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乡村社义仓赈济收效甚微的大背景下,静升村西王氏在乾隆年间多次开展捐输施赈,除本族人外,亦兼及族外乡民。随着西王氏的式微以及异姓乡民实力的增强,静升村逐渐形成以村社为核心,通过捐赈公项购粮救济全体乡民的民间灾赈机制。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静升村不仅有效地救济了乡民,而且捐赈公项往往留有盈余,甚至在丁戊奇荒赈济后还有余额。静升村的个案研...
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
对中国来说,现代气象台是舶来品。晚清时期,在欧美等国,气象台和天文台也常常设立在一起。出洋士人原本就没有现代气象的意识,要让他们识别不同性质的观象台,无疑是有难度的。很多出使日记都有关于观象台的描述,但是他们所说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往往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描述,需要具体分析才能判断其性质如何。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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