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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滹沱河进入黄壁庄(清代属平山县,今属石家庄市鹿泉区)以东的下游平原后纵横冲荡、频繁改道,在宋代即被称为“小黄河”,至清代变得愈加善淤、善决、善徙。实际上,海河流域的永定河、漳河亦有“小黄河”之称,这缘于历史时期黄河对海河流域地貌形态和水系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这几条“小黄河”中,滹沱河的生态变迁在海河流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秦汉二十等爵制的终结,主要不是因为普赐民爵、爵位买卖等所导致的爵制轻滥。爵位占田价值的实现程度呈现两极分化,以爵占田的制度推动着爵位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双重发展,爵位与土地的制度联系遭到削弱,二十等爵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受到根本性动摇。至迟从嬴政时代开始,政治秩序从“爵—官”秩序向“官—爵”秩序转变,以爵任官的主动选择权丧失,到了汉代爵位彻底丧失任官权益,爵位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
唐前期供官员个人驱使的“官人职役”在唐后期转化为手力课,官员原则上应以课钱雇募驱使人力,不再征派现役。然而,在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背景下,雇募官人职役的办法仅在京官范围内得到较好的落实,缺乏监督的地方官群体则不免存在额外加派的现象,一些拥有辟署权的藩镇使府与地方州郡也衍生出多种幕职化的官人驱使。五代时期,京官层面继续维持雇募官人职役的现状,同时逐步将地方实存的额外征派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削弱幕职...
“曲沃代翼”常被中国古代史书作为东周晋国史的肇端,其缘由不仅在于它是春秋初期发生在晋国的小宗篡夺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晋国从周王室之侯伯到诸侯霸主身份转化的关键性转捩点。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晋国“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还是周代权力结构从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演进的标识性事件。该事件的肇始者晋国桓叔,是在前有殇叔自立、后有文侯夫人干政的背景下开始代翼图谋的。
在明初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都察院通过按省分道的方式,加强了对地方监察机构的统属关系。十三道与地方布政司一一对应,垂直管辖所属地方刑名等事务,并带管在京及直隶府州等衙门。都察院十三道在复核地方案件以及直接审理在京案件的一般运作中,皆按照告人之名籍分道处置,而在参与重大案件会审时则另有专司负责。随着都察院审理案件的减少以及御史差职的渐重,御史一人兼管数道成为普遍现象。万历时期,〖JP2〗朝廷规定...
《金史·太祖纪》载阿骨打于1115年建元“收国”,国号“大金”,1117年改元“天辅”。有学者提出质疑:该《太祖纪》底本《太祖实录》篡改开国史,隐讳阿骨打创业之初曾在杨朴建议下请求契丹册封的经历;金代实起元“天辅”,“收国”疑为杜撰。重检此说,首先以《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中的杨朴为线索,考证出此人事迹及所在列传全部改编自“金实录”;然后钩沉《太祖实录》阿骨打创业史之原貌和真实立场,发现金初纂修国...
受宗方小太郎1912年所作中国政党调查报告影响,学界普遍倾向以章太炎与光复会的关系来解释他与江浙立宪党合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的人事基础。然而除光复会的支持外,章太炎在领导党务时倚赖的少壮派,其实脱胎于东京时代受业章门的川籍弟子群体,他们与章太炎的共同倾向是亲近武昌军政府,而与张謇、赵凤昌等江浙士绅异趣。双方在统一党内的对峙,实质是1911年沪鄂之争在政党政治中的延伸。对此一进程历史实相的还原,...
晚明的钞     晚明    买钞银  货币  财政       < 2024/4/2
大明宝钞在弘治、正德时期基本失去市场流通价值。隆庆时期钞关折银征收,万历七年前后赋税大规模折银征收。学术界因晚明时期的宝钞已经失去市场货币功能,对之不再深究。然而晚明文献中记有大量朝廷赏赐用钞情况,由此入手加以探究可知,晚明时期宝钞除被朝廷用来施行多种赏赐之外,还被用来做部分财政支付之用。为此,晚明朝廷实际上一直在市场回购宝钞,并有可能继续小规模印制新钞。因而,晚明宝钞相当于是从明前期的政府信用货...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  王权  巡守       < 2024/4/2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文博行业有意识通过文物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社会教育工作。比如,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教育中心,通过文物资源为各类专题教育提供灵活便捷的空间。中国国家博物馆设立专门的社会教育部,通过打造立体化文物展陈体系,在研学、夏令营、文化传承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圆明园作为国家遗址考古公园,也充分利用丰富遗址打造集教学、考古、游园、活动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空间,并利用文物资源来推进社...
本书利用清代南部县、巴县档案,对长期以来处于“失声”状态的清代下层女性群体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亲属关系与人际往来、家庭地位与社会处境,以及地方习俗观念和不同的基层社会势力给下层女性的人生带来的影响。
基于原有人员结构和扩张疆域的需求,自孙氏渡江始,其统治便具有鲜明的地方分权色彩。政权稳固后,江东、淮泗强宗大族多居高位要职,颇具实力,又因沿江要塞散布,防线漫长,分权倾向得以长期延续。在此背景下,皇帝或权臣加强威权的倾向与权力分配的历史传统及保障政权安全的切实分权需求之间,便经常产生矛盾。由此,孙吴形成了难以接受执政者太过强势的鲜明特点,并导致孙吴历史上,尤其是权臣执政时期屡屡发生惨烈的政治斗争。
明代京营制度新探     明代  京营制度  三大营格局       < 2024/1/30
洪熙至正统时的京营为“大营、五军”体制,唯勋臣一人主管,其主要功能是亲征扈从。三大营格局的正式确立及内官提督皆在“土木之变”以后,万历《大明会典》所载“旧三大营”是迟至嘉靖前期才完全形成的营制。嘉靖中叶以前,京营总体规模变化不大,但官兵缺额、差占渐多,团营、两官厅频繁驰援边镇,代价高昂而收效较低。“庚戌之变”后更定营制,大幅缩编,其功能最终定位为坐守京师。于谦之后,文官在营中的权势始终不高于勋臣、...
咸丰二三年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之举,使得地方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地方官员—绅士的二元结构变为地方官员—团练大臣—绅士的三元结构,并因地方官员和团练大臣均掌握“正式权力”而形成“一省之政出于二”的全新权力格局。由于“政出于二”格局的权力共享性质与战时集权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加之清廷未能明确划定其权力范围,导致认真行使“正式权力”的团练大臣常与地方官员产生权力纠葛,进而陷入“艰难困顿”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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