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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中国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的台语支流传着大量的兄妹婚族源神话。这一神话最集中出现的母题包括“洪水”“兄妹婚”等。传承这些神话的民众视兄妹为本民族甚至人类的始祖。从搜集到的各类异文可以看出,不同台语支传承的此类神话分别受多民族文化与信仰的影响,在早期共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台语支兄妹婚神话的特色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洪水的起因更为多元;其二是葫芦生人母题的变异与多次出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筑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形成对多民族文学的阐释能力。为消除中国当代文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隔膜状态,应进一步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清它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
《西南边》所展现的民族大历史书写在小人物的人生边上。那些既不是历史行动的主体,也没有特别体现历史情境限定的个体,隐含着清晰的人性意识,其个体生存体验因注入了时代变量而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历史张力。处在边地与“中心”、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爱情”、生存“智慧”与率真性情之间的彝汉民众,既有对过往凉山的诗意寄托,也有对未来凉山的憧憬和希望。
格萨尔史诗新实践,指向“活形态”传承的“生生不息”以及“动态性”发展的多样性。“新实践”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新文化档案,以及格萨尔史诗陈述方式和实践层次的多样性,强调实验性、探索性和创新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从艺人说唱到书面文本,从集体记忆到个体创作,从传承形式的创新性转化到多样性实践, 格萨尔史诗传承新实践,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属性,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
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围绕老舍的“满族文化心理”“老舍与满族文化”以及“老舍与少数民族文学”等课题进行深入探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阐释。关纪新是这个话题的开拓者和引领者,长期耕耘这片学术沃土,在老舍的“民族身份”“民族文化伦理站位”“民族心理”和“民族观”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赢得学术界高度评价。“满族作家老舍”研究拓宽了走近老舍的路径,是新世纪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文化召唤机制更加密不可分。这其中,“三农”问题的相关话题作为时代主旋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乡村叙述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表述空间,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少数民族文学传颂、延承、深化主旋律的同时,也尝试进一步融通文学与现实、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搜集了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及其岭国大将贾察霞嘎的有关传说、遗址遗物,并结合大量的史诗文本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藏族史诗《格萨尔》有着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文化可由民族语言直接外译,也可经由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转译为外语。外译有四条路径,一条为捷径,三条为曲径,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外译的路径图。其捷径是外译时的首选,曲径则需视情况而定;曲径波折越多,文化磨蚀越大,外译成本就越需要考量。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源自茅盾1949年9月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其实,茅盾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是遵循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又是借鉴了1934年8月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要求“促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之发展”的经验。
长期以来,藏族文学研究的对象都以书面文学为主,但书面文学并非藏族社会历史发展中文艺接受的主要形式。以听觉和视觉为主要传播载体的藏族口头文艺传统才是广大藏族民众中文艺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作为《格萨尔》史诗。《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关系是双向的,既有古典学与口头诗学理论中业已论述的文艺接受过程,又存在不同类型受众的前理解构建出的史诗的多重身份。以《格萨尔》史诗为代表的中国口头传统研究...
满族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开创者、中坚力量和核心人物。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李辉英的小说《万宝山》、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马加的小说《登基前后》等,拉开了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序幕;还有端木蕻良绘制的关于东北大地沧桑巨变的历史长卷《科尔沁旗草原》,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历史贡献。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学科亟待恢复与重建,陶立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展开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彻底转向民俗学研究。面对国内民俗学教材的缺乏,陶立璠以自身教学经验为基础编纂了《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凸显了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的“多样性”与“在地性”,完善了民俗学学科教学内容的框架体系。在1989到1991年的第一期中日联合民俗考察活动中,陶立璠主动吸纳福田亚...
董永传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歌本《董永和仙女歌》是壮族以自己的方式讲好这一中国故事的典范。在壮族的《董永与仙女歌》故事中,“食人”叙事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同题材故事的显著标志,故剖析“食人”叙事是解读壮族董永传说及壮族文化的关键。《董永和仙女歌》的“食人”叙事并非影射壮族的野蛮,而是对远古食人习俗的文学再现。故事中的董永与壮族神话中的童灵因“食人”叙事而互涉,且涉及壮族丧葬的移俗。
“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书写由于立足于边地语境之中,每一位作家的呈现都有着以各自乡土作为一个独特空间(不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文化意义)所拥有的个性,这一书写营构出的是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也就是一个“小乡土”的塑形。这样的“小乡土”不仅是作家对故土的执念,也是文学个性和可能性的源头。
13世纪中期,萨班·贡噶坚参首次将印度古代梵语文论《诗镜》翻译成藏文。此后,经过各派僧俗文人对其原典进行翻译、理解、解释、应用,写出了400多部注疏、评论类著作,完成了《诗镜》的本土化和经典化,使之成为藏族文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诗镜》在经过13世纪至14世纪中期的形成、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的发展、17世纪初期至19世纪晚期的兴盛之后,与本土诗学家创立的“味”论、“生命”论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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