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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它在审美旨趣上表现为对中和圆融之美的认同与崇尚。“天人合一”促使《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在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造和谐完满的艺术境界。具体而言,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三国演义》的三大叙事特点: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叙事机制的摇曳生姿以及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
易中天一登场,便如日中天。在万众瞩目的“百家讲坛”说完汉代风云人物,接着就受邀继续讲“三国”,迅速走红成为一线学术“明星”。然而,“三国”的烽烟也引出了四起的争议。数以万计的关注者渐渐演变成三大阵营:“保易派”、“批易派”以及中立派。各派利用神通的网络力量,一时将易中天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品三国》炒得沸沸扬扬。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不久前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称,易中天把品三国这一原本严肃的事情娱...
该文从考证“关云长五关斩将”故事中的地理错误入手,将《三国志平话》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之间内在的脉络联系揭示了出来,用坚实的证据说明明中叶出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最早刻本,该本没有题作者姓名。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应在该本之后出现,题为“罗本贯中编次”不可信。黄正甫刊本中有证据说明,该书的最初写定者应是一个土生土长于南方的下层文人。
三国已非彼三国     三国  韩国译本  三国志       < 2007/9/19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翻译成韩国译本时书名改为《三国志》,采用的是记载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的名称。这部有关中国历史的小说在韩国并没有因为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受到冷落,恰恰相反,如果在韩国网站上检索《三国志》,得到的结果毫不逊于在中文网站上检索《三国演义》这个关键词,因为《三国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普及的程度也许会让中国人感到吃惊。
传统观点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原作和最早刻本,而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黄正南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该本并没有题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为作者。因此,《三国演义》是由说书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作而成,成书时间在明中叶.其作者不是罗贯中。 最近拜读到徐朔方先生的《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文[1](p1),收获不小。但该文之第三、四两节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问题作...
远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对人们就很有吸引力。据《东坡志林》记载,小孩子们如果挑皮淘气,大人常常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去听艺人讲故事,听到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三国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尚未成书之前就具备了这样两点:一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二是故事在流传中已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连小孩子都激动的有说有笑。《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十分突出的继承和发展了这两方面的特...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直接阅读过其文本的人们不计其数,以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娱乐型读者。学者型读者主要从内容和艺术方面加以思想文化研究,应用型读者基于各自主观需要加以实用主义的应用吸收,而更多的读者是把它作为颐养性情的对象进行欣赏的学者型读者。以各自不痛的方式阐释小说文本,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对文本潜在意义的发掘,引导着应用型读者去寻找他们所...
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的典型人物形象来表现作品的主题和作品思想倾向的。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就是通过刘备、诸葛亮、曹操这些主要人物形象来表现小说的“明君贤相”思想和他“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了三个国家,但他是以写刘备集团为主,并以刘备集团的盛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歌颂的理想人物也主要是刘备集团中的君臣。在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明君的形象。作者对刘备从...
《品三国》中的误读     品三国  易中天  三国演义       < 2007/9/19
时下受众中流传着“平生不识易中天,纵读‘三国’也枉然”的时髦话,不由使人想起清代当年“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语。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三国”及其最近出版的《品三国》一书,在听众和读者中掀起的“易中天热”,堪称人气正旺,如日中天。由一位书斋学者而变为轰动一时的超级明星,拥有一大批“乙醚”(易中天的“粉丝”)。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当关羽的忠与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所以,关羽的忠义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效忠于统治者。而下层群众看重的则是关、张、刘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
该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民国二十年(1931),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二卷附《续编》一卷,不久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影印行世;二十五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五号又刊出马隅卿校注本;其后刊本渐多,大显于世。其中《续编》所载“罗贯中”条尤为学者所重。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
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与宋元白话小说相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准纪事本末体较为尊重实录原则,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准话本体注重故事的情趣,风格诙谐;准笔记体洋溢出掌故风味。《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集诸种文体之大成,遂成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小说。
正统观与《三国演义》     正统观  三国演义  文学批评       < 2007/9/19
历来在对《三国演义》的讨论中,“正统观”问题总是研究者颇感兴趣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不仅要涉及政治和历史范畴,而且也要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范畴,对考察《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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