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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2024年3月23日率团访华，首站到访四川省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他向巴州市民承诺将带回大熊猫的萌照和视频。
近日，德国媒体热炒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对德国本届联邦联合政府表达不满，这对当前已经跌入民意调查得分低谷的执政联盟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而且，施泰因迈尔用“滑坡”一词，表达了对德国政治和社会规范失序的担忧。
欧盟是数字交易立法的先行者。作为２０２２年«德国民法典»修正的驱动因素。２０１９年欧盟«数字内容指令»是欧洲统一买卖法的“拼图”之一。继承了«欧洲共同买卖法»的“法律遗产”。并对«消费品买卖指令»做数字化升级。首次回应数字交易的合同法挑战。专设瑕疵担保规则。包括与合同相符、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之提供、违约救济权利。采取“...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开启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这一转折不仅基于外部的危机冲击，还与德国外交角色变迁的内生动力息息相关。近年来，偏重“克制文化”的德国“文明力量”角色愈发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而外交认知与盟友期待的变化，促使德国外交角色加速变迁。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文件频繁出现“建构力量”的角色叙事，它既有规范性力量的底色，又包含权力政治的逻辑。
德国联邦总统办公室8日发布公告称，应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7月2日至4日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法国总统23年来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8日，波兰政府通过决议，要求规范波兰与德国关系中关于二战索赔的问题。
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将于4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其间，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同贝尔伯克外长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在国际谈判中，国家间权力不对称的情况普遍存在，弱势国家在与强势国家进行谈判时，通常借助结构性权力来实现其利益诉求。结构性权力既表现为行为体通过“结构”对特定行为体施加间接影响，又表现为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性权力的大小由行为体所处的结构位置，及其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时机和互动支点所决定。在谈判网络中，行为体间互动产生的影响表现为相互增强、掣肘或制衡。在谈判过程中，认同和利益的改变决定了结构性权力...
德国《商报》3月11日称，由于德国总理府与外交部在中国、乌克兰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国家安全战略”中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流产。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6日，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附近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北约和美国、德国政府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并要求进行和平谈判。
本文提出的“经济地缘—政治地缘”的分析框架，以中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的变化来解释德国对华政策在过去５０年中的调整和变化。两国在建交后长时间内在政治地缘方面相对超脱，外交政策服务于稳定和积极地推进经贸关系的目标，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务实”特征。但随着德国将政治地缘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开始从全球政治地缘结构中寻找德国的全球性大国定位和崛起路径，德国对华政策中经济维度的利益越来...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共识政治与否决玩家
德国大选 “交通灯”政府 共识政治 否决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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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9/25
２０２１年“交通灯”政府组阁后，德国联邦政府内否决玩家的数量增多、意识形态差距加大，相较于大联合政府，执政三党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尤其是在三党政策定位差距较大的经济政策和气候环保领域，实施政策变革的难度更大。联邦议院中的反对党受到其议席数量的限制，对联邦政府提出的议案很难实施否决，但可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就某项法案涉嫌违宪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从而有可能阻断相关法案的通过。
2022年5月5晚，由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与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系列讲座于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我国前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史明德现身腾讯会议直播间，以“德国内外政策变化及中德关系走向”为题，为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带来了一场兼顾理论性、政策性和现实性的讲座。讲座由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李群英教授在线上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