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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
2023年6月2日,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在博学楼309会议室举办了“哲里木盟与近代史研究视角”学术讲座,由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主讲。
曲柄睿,1985年生,吉林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2009年至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硕博连读,硕士生导师刘华祝先生,博士生导师王子今先生)。2012年赴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交换学习一学期(合作导师邢义田先生)。2015年至2017年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担任师资博士后(合作导师瞿...
近代以来,出版机构和出版内容的突然丰富,启蒙了近代知识分子,也丰富了出版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赵少峰的《媒介的力量: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5),就从出版视角入手来研究中国史学转型问题,对其转型的动因、路径、影响等做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先生主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作出系统清理与总结,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等三卷。作为一门学术的中国文学史是以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的成果是各种形式的文学史撰著。但是,这一研究工作本身亦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能成为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便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由来。中国...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专业介绍。民族学:主要开设民族学概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民族史、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考古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课程。培养具备民族学基本理论、民族调查研究技能,熟知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能在党政部门,出版、文化、旅游等单位及教育科研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和有关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本科,学制四年,招...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胥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在里胥这一层级,则从来都是从民户差发充任。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新制之行,也深刻影响了基层行政。
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
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
作为一门以犹太民族的空前浩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大屠杀研究在当代以色列的兴起与认同构建相伴相生。国家记忆的现实需要促成了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的兴起,为了铭记和研究这场大浩劫,以色列专门建立亚德•瓦谢姆国家纪念当局。以色列大学虽然介入大屠杀研究的时间较晚,但快速成为中坚力量,并使之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对象。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大屠杀研究不仅成为该国学术界的“显学”,而且也跃升为世...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
用什么人文地理单位来研究人的活动最为合适?毫无疑问,“区域”和“国别”是其中一对具有人文意义的地理单位。对研究者来说,两者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分析框架和话语;对“被研究者”或当事人来说,区域或国别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视乎这些单位会给他们什么机遇和掣肘。当某些地方因各种相通或互利的因素而形成或被界定为一个区域时,当国别的分野成为窒碍人们在某个区域内游走的因素时,则区域和国别对当事人来说都是有关系的,也...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
根据《西南大学首届吴宓史学新秀论坛获奖论文评选方案》,经专家小组评审,现将西南大学首届吴宓史学新秀论坛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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