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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
2024年3月19日晚7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1期在文华楼西区13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题为《再释“南京奇迹”》,主讲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沈卫荣教授。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副教授主持,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进行与谈。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因年幼无法临朝听政,也不能与内阁阁臣等论定国是,为体现君威宸断,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创“早朝止许言事八件”的权宜之制,以待英宗成年后恢复“祖宗之旧”。然而,英宗长大后,三杨继卒,权宜之制渐成定制,促成中枢决策机制从太祖亲理政务、永宣内阁议政,转变为内阁票拟、内监代为批红、君主“垂拱而治”的“新祖制”。这既改变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又影响了明中后期皇权的表达...
2024年3月22日上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皇史宬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鱼宏亮为全体干部职工做了题为“明清丝路与中国早期全球化”的精彩讲座。
均徭法佥役的关键是量计各役轻重并为之排序,在随从皂隶已经折银的背景下,统一用银计价,便成了均徭法推行的客观要求。成化初年向均徭编剩人户征银制度的施行,表明各役用银计价的预算体系已经确立。随着成弘以来用银、用力两大夫役体系的逐步构建,各役用银计量的价格渐被称为“额编银”。在审编环节,银、力差额编银皆是给各役进行计价排序,故两者在性质、表达上无任何差别。在应役环节,银差多按额编银征收,而力差则“准银以...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明代  地方社会  宾兴礼仪       < 2024/4/7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
从明代站籍进士的身份来看,站籍因站役而起,来源主要有四种:元代遗留站户、囚充站户、军充站户、永充夫役。在永充夫役中,湖广站籍最令人瞩目。湖广站籍的形成与洪武时期的垛军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垛军的过程中,站夫因承担了特殊差役而免于垛军,但站户又因此需世代承充站役,并在洪武二十七年全国驿传改革中丧失了转换为轮充的机会。嘉靖年间,随着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的展开,站籍的应役方式由亲身应役变为官府雇募,工...
明代净军考论     明代  净军  宦官制度       < 2024/1/30
明朝将因违反律例罚处充军服役的阉宦称为净军。净军出现于洪武年间,最初由犯罪宦官充军而来。正统以后,因私阉之风兴起,为遏制民间自宫恶习,明廷参照阉宦犯禁律令,将大量自宫者发配充军,使净军群体迅速扩大。净军主要被发往上林苑南海子、南京孝陵及边地卫所应役,并由宦官机构负责管辖,其或耕种,或戍守,晚明时更有充任禁军者。由于身份特殊,净军在经济上较一般杂役户略享优待,个别者还有投机进取之门路,不过大多数仍是...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
明代约问制度为军民分治背景下的军民相干词讼由各自主管衙门相约会审的司法制度。因其难以应对空间阻隔、本位主义和武尊文卑等因素带来的故违淹滞、贻害民生等问题,成化、弘治之际,在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下,明朝政府开始改革约问制度,先后通过调整礼仪、升县为州和就近约问等措施,最终实现约问到并问、委托并问的转变。此后,地方衙门逐渐掌握军民相干词讼的审理权,较为彻底地革除了约问制度原有的弊端。并问制流行之后,约问...
明朝安南宦官研究     明朝  安南宦官  政治视野       < 2024/4/8
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明朝在政治视野与民族观念上,呈现出独特的传统特征。明前期通过多种方式,选用安南人进入宫廷。经过长期的培养,宣德时期安南人宦官成为明朝最受信任、权势最大的宦官群体,而且形成了彼此借援、互相扶持的政治团体。虽然安南宦官权势颇大,却与外朝士大夫保持了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如果将之与明中后期本土宦官的擅权相比,可以发现明朝任用异域宦官的政治良效。
明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是天启年间炙手可热的宫廷女性,出身低微的她以哺育之恩得到皇帝尊崇,又因与权阉魏忠贤的对食关系而饱受东林诟病,被公认为阉党集团的象征人物与内廷靠山。经过崇祯朝廷的钦定逆案、明清之际通俗文学的演绎,及清代官修《明史》的盖棺定论,原本仅满足于在后宫作威作福的她被塑造成残害忠良、谋朝乱政的“妖姆”,对明末政治生态恶化负有首要责任,这一定程度是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历史书...
有明一代,士大夫离开官场时的情形或有不同,致仕之后的生活方式却颇为相似。朝廷规定,官员致仕需返回家乡。虽处江湖之远,但是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乡居的士大夫秉持“致君泽民”的政治期许和社会责任,并不认为致仕即是功成身退。身在家乡,他们仍然担负着教育子孙、扶助亲族、建设桑梓的重任,甚至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勇于向朝廷进言,力求有所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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