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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1833年10月,波士顿出现首个白人女性废奴社团。此后至内战前夕,美国出现大量类似的女性废奴社团。这些社团在为女性提供公共演说的机会和训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女性废奴社团支持、鼓励女性就废奴主题发表公共演说。格里姆克姐妹是女性废奴演说者的典范,她们的演说事业体现出女性运用公共演说来推动社会改革的过程与意义。另一方面,美国女性废奴社团三次召集全国性女性反...
“蚊子说”主张埃及伊蚊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由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在1881年提出。这一医学理论后经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等人确认和完善,逐渐成为美国医学界的共识,开始被运用于黄热病预防和治理。1905年美国爆发黄热病疫情后,作为疫情“震中”的新奥尔良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利用多种媒介向普通民众宣传“蚊子说”,争取后者配合和参与抗疫。同时,美国政府的疫情防治政...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美国历史也是一部残疾人的民权运动史。如果说经济大萧条初步唤醒了残疾人的就业权利意识,两次世界大战开启了美国伤残军人康复与就业援助的机制建设,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加速了残疾人就业权利保障的制度化进程。从公共就业计划、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到《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再到《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残疾人的就业权利经历了被漠视、依附于福利救济、向实现平等权利转...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陶飞亚教授与博士研究生邹赜韬、杨恩路合作的文章《美国1918年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美国是1918大流感的重灾区。“战事优先”的国策、空前规模的练兵以及世界范围的军队调动和交战给疫情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防疫力量。史无前例的疫情使美国社会陷入极度恐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有些媒体将本应属于科学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城市在去工业化影响下陷入萧条的困境。在去工业化过程中,美国中心城市从制造业中心向信息、服务和管理中心过渡,工业时代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已无法满足新经济结构的需求。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纽约市遭遇去工业化的冲击尤为严重,制造业迁往郊区,大量人口失业,富裕人群和中产阶级离开城市。为此,美国各界纷纷寻求解决之道,最终促成城市更新的启动。
学界对智利阿连德改革失败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展开,忽视财产权方面的原因,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研究视域的空白。进入20世纪后,在智利政治舞台上逐渐形成了左、中、右三股相对稳定的政治力量,他们针对1925年宪法草案中的财产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启蒙时代早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与科学研究的需要,欧洲掀起了知识人赴殖民地探险的热潮,1735年法国科学院派出的秘鲁大地测量团正是其中一例。拉·孔达米纳作为该测量团的领袖,领导了地球赤道弧度的测量,并且撰写了沿亚马孙河流域的旅行文学作品。拉·孔达米纳将探险活动的全部荣誉和成果都冠以法国国王的名字,并将探险目的的科学性视为法兰西文化先进性的表现。
韩国与拉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是20世纪末以来韩国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拓展的重要体现。韩国积极进军拉美主要出于获取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扩大韩国在拉美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考量。拉美国家为了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并更多地获取高附加值产品,也普遍实行“向东看”的对外经济战略。韩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为双方创造了诸多机会,提升了各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影响力,同时也实现了优势互补。
1908年6月,首批781名日本移民搭乘“笠户丸”抵达巴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契约农工,被分配在咖啡种植园中劳作。然而,初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在种植园的生活并不理想,他们面临生活条件差、饮食不习惯、遭受虐待、工资水平低等困境。反抗和逃离成为日本劳工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安抚侨民,通过重置让他们在巴西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移民公司的业务,继续推动向外移民。
二战期间,阿根廷的中立立场以及对“泛美主义”的抵制与美国构建美洲安全防御体系的目标相背离,促使美国诉诸经济制裁、武器禁运、拒绝外交承认等强硬措施对阿根廷进行制裁。为提升制裁效果,美国寻求英国的合作,要求英国在阿根廷问题上与之步调一致,甚至建议英国将英阿肉类贸易合同作为筹码,威胁阿根廷尽快改弦易辙。然而,由于英国在阿根廷存在巨大经济利益,致使它对阿根廷中立立场的解读以及在肉类贸易合同谈判、对阿外交措...
巴西法治道路存在明显的秩序短板,这与其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有关。从法治的秩序维度考察,巴西独立以来的法治道路与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先“治民”、后“治官”最后才“治王”的路径正好相反。在“治王”方面,巴西的皇帝、将军和总统在不同时期构成巴西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驯服“王者”并不容易。近40年来,通过国会两次成功弹劾,巴西总统的权力已经得到极大限制。在“治官”方面,“洗车行动”开创了一个法检警协同合作的反腐败...
1900—1929年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经济繁荣发展,美国西南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脱节的问题日益加剧,于是,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掀起了向美国的移民潮。从迁入美国的拉美移民的来源看,其走势基本呈梯度结构:墨西哥移民数量最多,加勒比群岛移民数量次之,南美洲移民数量最少。这种结构既反映了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及其与美国经济的融合关系,也是美国企业的招工措施实施后移民劳工直接参与美国经济活动特别是生产...
新冠疫情暴发对中国和拉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但数字技术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加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对于化解疫情给双方经贸合作带来的下行压力,深化和细化“一带一路”合作,促使双方合作在疫情之后向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疫情为数字经济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和市场机遇,也为进一步拓...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拉美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在贫困率大幅攀升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整个社会阶层收入结构向下移动。疫情造成的健康损失、经济停摆、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隔离措施的实施,使社会弱势群体遭受到更大的冲击,生活状况恶化。为应对疫情,拉美各国出台了大规模的应急性社会保护措施,包括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计划以及缴费型社会保险项目两大类,对于保障特殊时期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起到一定作用...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拉美裔成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并开始在美国政坛显示自己的政治实力,但拉美裔是否已经摆脱了政治上“沉睡中的巨人”状况,还存在争议。本文以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目前拉美裔人口的状况与特点,指出随着拉美裔人口剧增,他们手中的选票变得越来越重要,拉美裔成为两党的争夺对象。但拉美裔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力量,其原因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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